吕布在等待陶谦死亡的消息,并不闲着,除了积极地跟各位娇妻美妾做最美妙的事情以求子孙繁衍,便是把很大一部分经历放在改革政治制度上。

吕布从各级地方到中央朝廷,全面改组了刑部、廷尉、御史台系统,刑部与地方各级刑曹半独立于行政系统,廷尉与地方法庭、御史台与地方御史院完全独立于地方行政系统,为了避免受到地方行政系统的排挤,吕布授意廷尉、御史台系统受地方军事系统的支持。

这样一来,吕布初步将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分开,以避免中央与地方行政长官权力太大,但这种分权行为只是对于下面的官吏,对于高高在上的吕布来说,他只会把所有权力都抓得紧紧的,从来只是授权但从不分权。

吕布分化下面官僚的权力,为了避免下面那些官僚的反弹,肯定不能一蹴而就,而是慢慢地一点点地改变,今天借某个官僚的贪腐行为增删一点制度,明天借另外一个贪腐官僚再来增删一点制度,慢慢地改变体制内一些不合吕布心意的东西,重点不但在于改变体制,更在于对改变后的新东西的坚持,所以吕布给了自己五到十年的时间表来彻底形成五权分立的国家制度。

吕布知道,大汉的沉痼已经积累了四百年甚至数千年,不可能一朝一夕间就能尽善尽美,所以他并不急于求成,给自己时间。也给大汉民众接受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他并不坐着等待大汉民众的觉醒,而是以军事行动一次次地提醒大汉民众,你们有一个强大的朝廷保护着你们免受世家官僚的荼毒。

就在陶谦咽气半天后,吕布就收到了消息,在洛阳做质子的陶谦长子陶商也就得到了消息,在痛哭流涕之后,心里已经对刘备有几分怀疑的他,完全把吕布给他做的分析听进去了。他完全相信父亲陶谦不是病死而是被人害死的,害死父亲的人就是刘备。

陶商在大汉日报上发表文章,将他对刘备的所有怀疑都列举出来,最后用农夫和蛇的故事来毫不隐晦地指出,刘备跟父亲陶谦的关系,便是蛇与农夫的关系,父亲陶谦必定是被刘备所害。

与此同时。在曹豹、曹宏等人的安排下,陶谦次子陶应也从海上逃出徐州,辗转到达洛阳,也发表文章,痛斥刘备毒杀陶谦的卑劣行径。

洛阳朝廷收到那个所谓的陶谦遗表,由陶商、陶应鉴定。并不是陶谦所著,而是由刘备新近招募的亲信徐州治中陈群所著,洛阳朝廷便以此为缘由,推断出陶谦必定是被刘备所害,刘备的徐州刺史之位得来不正。即便是由陶谦声称传于刘备,但根据朝廷律法。官位不得私相授受,刘备这个徐州刺史之位不管从任何方面来看都是非法的,刘备必须马上交换徐州刺史的印信,并自投廷尉说明跟陶谦之死的嫌隙。

刘备自然不肯屈服,整顿兵马,以备吕布大军的讨伐。

因为印刷术、造纸术在不断地改进,报纸的成本越来越低,所以吕布不惜动用近千万钱的成本,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往徐州境内投递报纸、告示,揭露刘备丑恶的真相。

不过因为陶谦之前迫于下邳陈家、东海靡家的压力,没有效仿吕布的全民教育政策,所以大部分徐州百姓还是大字不识的白丁,他们怎么能看得懂报纸呢,但架不住其中有一部分人能看懂报纸,便把报纸上面的文章读给那些不识字的百姓们,徐州贫苦百姓们很快就明白了刘备窃取徐州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刘备勾结徐州世家暗害陶谦才得以为徐州之主,一时之间群潮汹涌。

刘备迫于无奈,斩杀了数百散布报纸与传言的民众,并传令下去,若是再有人敢议论陶刺史之死,格杀勿论。刘备不明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后果是,民众都相信了刘备是真的害了陶谦,陶谦经营徐州六年,其仁义威望不是初来徐州一年多的刘备可比,徐州百姓还是倾向于同情陶谦一门,陶应的出逃和声明更印证了陶谦是

虽然刘备一直在打仁义牌,但与此同时他跟那些欺压贫苦民众的世家大族关系很好,本来民众根本察觉不到这一点,但吕布的大汉日报已经把刘备过去三十年所有丑恶的历史全都曝光了,贫苦民众都看清楚了刘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刘备再搞什么仁义举动,都会被徐州百姓看做刘备在表演。不管刘影帝的演技再高,但已经被戳穿,就显得比原来假上千倍万倍。刘备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仁义名声开始在慢慢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