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转眼到了万历六年春。冰消雪化燕子归，柳条滚绿榆钱青。辽阔的华北平原从漫长的冬季中苏醒过来，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牛欢马叫春光如酒，天地回暖花香芬芳，怎不叫人心旷神怡？
这六年时光里，老天爷给足了大明朝面子，年年风调雨顺、四方无事，正是内行改革的大好时机。自从隆庆六年八月，沈默当国以来，这五年半的时间内，国家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政治上，重新理清了中央地方各衙门的权责。其中最醒目的，是财政权的上收和行政权的下放。
财政权的上收，是一项重大的成就。在此之前，全国的补给虽然也是由中央统筹分配，而实际的执行却全赖互不相属的地方衙门。各个地方衙门……通常是县一级的官府，按照上级规定的数额，把给养直接运交附近的卫所、河工等需要补给的单位。一个府县，要向十几个不同的小单位输送钱粮；一个卫所，要接受十几个府县送来的补给。这种短程的补给线就如蜘蛛罗网一般，密密麻麻遍布全国，其低效僵化的程度，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试想，由十几个州县分别按固定的数量供应，总难免有个别州县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如额如期缴纳，而其他州县没有义务补其缺额，于是国家明明有能力，却总是供应不足。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情况下，更谈不上作任何改变。所以开国二百年来，因此引发的财政危机根本无从解决。
但条编法的出现，为解决这一痼疾，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使中央总收总支，不再只是一个口号。万历二年，户部成立了‘度支全国钱粮总司’，简称‘度支总司’，由户部尚书王国光亲任度支使，南京户部尚书陶大临任副使，在两京分设南北总库，在全国各省设立分库。规定各省所收税银，除规定作为地方费用的部分，一律先行解送分库，不得自行截留。
按规定，各省分库需在每年十月前，将银钱账目汇总至户部，待下一年度预算之后，由户部统筹分配，一应军需供给，物资采买，全都采取招商买办的方式，佥募商人代为采买运输。
所谓招商买办，简称‘招买’，与‘采办’一样，是一种政府的采购行为。但国初便存在的‘采办’，是官府直接与农民或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易，其间不经过商人这个环节，而且并不经常发生。因为官府所需要的物料，大部分都通过贡赋的形式，直接向百姓征取。总之在嘉靖中叶以前，任何形式的政府采购都只是偶然的，非常设的，并未形成规模。
近五十年来，商品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显著的提高。其带来显著的改变，便是大量的物资涌入市场。不只是远销欧洲的苏杭丝绸、衣被天下的松江棉布、价比黄金的景德镇瓷器，还有那些原本在小农经济时代，只能自产自用的粮食、棉花、蚕桑、茶叶、靛青、果品等都纷纷进入市场，成为商品。这些商品又多又好，愈发刺激了百姓的生产从多而全，进步到少而精。这种深耕细作的社会分工，加大了生产的价值，促进了各地的互通有无。
除了南京、苏州、松江、杭州等老牌商业中心外，又涌现出许多中小商业城镇，如吴江的盛泽镇、双杨市；浙江的不濑镇、长乐市等，商业市镇遍布东南。北方则以北京为主，有河间、临清、开封、西安、太原等中小城市，及郓城、彰德等小镇，与南方的商业网相连接，形成一个遍布全国的巨大商业网络。商人穿梭其中，货运南北，每个市镇既是商品的集中地，又是商品的交流中心。因此，不论何地的货物，都能从市场上买到。特别是那些中心城市，虽然本身没有发达的工业手工业，但城内货肆鳞次，商人们汇集天下之货在此出售，想要什么都应有尽有。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初严格的户籍制度土崩瓦解，不仅是军户名存实亡，负责为官府生产的各种匠户也逃亡一空，这些人到大城市中改名换姓，加入到商业生产的行列中。官营作坊的消失，更使得官府直接征收所需物资，变得困难重重。
这些新出现的经济现象，对官府的各项政策与措施起了巨大的冲击作用，一些旧的常规的做法行不通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方法——置身于商品经济大潮之中，许多官员深感征收官府各种实物并负责运输，不仅费心劳神，还常常因为各种原因误事受罚，他们希望能借用商人的强大力量，来轻松完成任务。
到了嘉靖末年，商人已经成为掌握社会经济的重要力量。各大城市中的居民，多半以商贾为业，剩下的一半，则是为商人做工的雇佣者，可以说，整个城市经济，都已经被商人们控制了。家拥万资的富商大贾如过江之鲫，家资至百万者才能称为巨富。其他二、三十万，只能称中贾耳。
几百年后的人们会知道，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愈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越大。尤其是商人们善于和官府以及地方势力打交道，越是富有往往就越有势力，这使得他们不像农民那样可以随意盘剥驱使。
尤其是嘉靖以后，沈默提出的‘以商养士，以士护商’的号召，在这十几年间，已经深入人心，各省的商人们普遍效仿晋商，把赚来的大把银钱，投入到本地的文教事业中，开办学校、资助士子、赞助文会，馈赠文士已经成为常态，经过十几年不懈的努力，使朝廷地方有大片为他们说话的官员、文人……一旦官府催征过猛，诛求无度，赖账不付，马上就有数不清的文人口诛笔伐，危言耸听，骂官府‘捶骨竭髓，以致人人破家，逃死相继’，也会有官员以充满同情的口吻上书，说什么‘数万金之家，无不荡产罄货，因而投河经渎，言之酸鼻刺心，孰非酷吏之流毒哉？’好像一夜之间，商人就要全都破产了一般。
而且老百姓也不站在官府一边，这个年代商人的主流形象，还是疏财好义的儒商模样，他们用极小部分的钱修桥铺路，赈济灾民，就让老百姓念念不忘他们的好……这在后来的轩然大波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因为百姓还远未到觉醒的时刻，对于直接剥削他们的地主乡绅尚且奉为神明，诚心拥护。更不要说剥削手段更隐蔽的商人了……在这种环境中，官府想不付钱就驱使商人，是万万不可能的。